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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财经社

在共享单车粗旷生长之后，乱停乱放的后遗症显露无遗，社长为大家探究一下——“画地为栏”会成为解决一线城市顽疾的救世主吗？

从解决一公里出行的“天使”到地铁、小区旁的“蝗虫”，共享单车的口碑和形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反转。

大量闲置、被损坏的共享单车被堆在道路两侧，而成千上万单车被随意停放也成为城市治理新难题。曾作为城管的心头之患的三蹦子，被共享单车无情地挤出了地铁公交站的势力范围，如今共享单车自然也代替前者成为城市管理者新的烦恼。

这段时间，共享单车的治理正在被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且多方力量参与，共享单车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在博弈与妥协中寻求解决方案最优化的可能，期冀让如今成片的“蝗虫”回归到曾让人惊艳的“天使”。

如今，北京街头的单车有近70万辆，按2000万人口计算，人均的渗透率达到35%,远超过行业内百分之一的常规值。而人口不及北京的上海、广州、深圳，共享单车的数量分别是60万、70万和52万。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统计，如果将国内各大共享单车平台公报数据相加，全国共享单车投放总量已接近1500万辆，从去年11月开始，半年多的时间共享单车的迅速数量扩大了50倍。

资本催促着企业抢夺市场份额，竞争造成共享单车“泛滥”式发展。共享单车的治理似乎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天使or蝗虫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摩拜和ofo的两名运维人员将堵在路口自行车分别搬上电动三轮车，把多余的单车调度至其他区域。

几分钟后，运营车辆离开了，路口清净了。但马路边，仍密密麻麻穿插停放着近千辆的ofo和摩拜，最多排成了五排，绵延一百余米，只留出一米来宽的通行距离——尽管在这里，已经划上了好几百米的“共享单车推荐停车点”。

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从让单车回归城市到像蝗虫一般杂乱无章地覆盖在城市的道路、地铁口。

冲突，一触即发。

深圳湾公园事件和上海黄浦扣车事件正式成为监管部门和共享单车的爆发点，扣车、约谈、监管，和滴滴历史上相同的一幕幕开始在共享单车身上上演。而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也是随后各地监管政策出台和制定的核心原因。

7月10日下午，杭州市城管委对在当地运营的摩拜、ofo、小鸣、优拜、Hellobike等9家共享单车企业进行行政约谈，主题大致是禁止增加车辆投放和不允许企业私划停车位。

杭州一小区打出拒绝共享单车的标语。

“约谈”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询，以此来纠正规范企业的行为。在互联网领域，针对创新的项目，它通常发生在政策出台之前。

而在此之前，这样的约谈已经在全国各个城市进行了数次，仅在杭州，这个数字就达到了67次。这一幕和网约车政策出台前夕的局面，几乎如出一辙，如何对街头上已经饱和的共享单车进行规范合理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交通部门最为头疼的问题。

杭州的代价还不止于此。22万，这是杭州市城管委在约谈企业时公布的一个数字。这是杭州城管部门为搬移乱投放乱停放单车所花的费用。

与杭州同病相怜的还有南昌。南昌城管部门发布消息，自7月4号起10天内其已经扣押了26万辆共享单车，相关负责人也公开向媒体“吐槽”，因为随意停放和交通安全的问题，南昌已经到了对共享单车非治理不可的时候。

在监管者看来，“世道变坏”是从资本的进入开始的。今年7月，头部玩家摩拜和ofo又先后宣布融资6亿美金和7亿美金。忽如一夜，城市车满为患。而这也倒逼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及配套的软硬件服务。

如今，政府和企业都要为这场大跃进式的共享经济后遗症埋单。最直观的结果是你在街上能看到车越来越多了，停放问题也越来越严峻。

监管、治理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涉及城市治理，也是企业自身提高运营效率的关键点所在。

太原某小区外的水池里被堆放了70余辆共享单车。

7月24日，摩拜对外发布行业首个《共享单车文明停放倡议书》。这是一封倡导文明停放、维护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的公开信，但它的实际作用也仅限于“倡导”。

风向开始发生变化，除了摩拜的文明停放倡导之外，ofo也开始对外强调自己是唯一一个真正电子围栏技术的公司。所谓电子围栏，是指通过物联网的技术，来划定虚拟的一个停车栅栏区域。这被看作是目前治理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终极方案。

不论如何，在舆论和政策层面，两家头部公司均虎视眈眈，关注对手一举一动。这一切的变化来自政策和监管部门的收紧。网约车政策监管的一幕正在共享单车领域开始上演，但显然这是一场参与者数量更多、角色更复杂的较量。

重回“有桩”时代？

对于监管政策出台的时间表，多位交通和出行领域的专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最快3个月之内，有的则表示年底之前。“全国政策还在方案编写和论证阶段，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红杰这样告诉AI财经社。曹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共享单车标准定制的专家组成员。

事实上，在最终的政策一锤定音之前，一场以电子围栏为主的管理试验已经拉开了帷幕。

曹红杰最近正在频繁地奔波于多个与共享单车有关的会议。开会的内容大概都关乎共享单车和电子围栏的解决方案，会议的参与者有时候是行业性的自行车协会，有时候是交通和计量部门，还有和他们相同的卫星定位、物联网技术解决方。

电子围栏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路边划出虚拟的停车位，当车辆定位检测到驶入停车区域后，才可以上锁扣款，以此防止街边的乱停乱放。

目前,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主流的解决方案有四种，分别为卫星GPS定位、蓝牙、红外射线以及rfid技术。囿于技术原因，任何一种单一技术可能都无法实现很好的精准监测和投放，GPS定位是基础，在基础之上可以叠加多种技术，当然单车企业的成本也将会随之增加。

一个月前，曹红杰所在的公司，刚刚与北京通州区政府以及ofo，在通州进行了电子围栏的试点——市政管委划出可以停放的区域，配合北斗的卫星定位技术，对共享单车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规范。

这样的停放点会在全通州内进行，最终可能会达到2000个。目前已经有ofo和小蓝单车两家企业加入。

朝阳区也开始了试点，操作主体是一家名为易始通达的公司，它曾为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提供运营服务。他们采取的是与北斗略为不同的蓝牙监测的方式——只要共享单车安装了蓝牙装置，即可监测到半径50米范围内的停放状况。但前提是划定的推荐停车点范围内，必须埋设硬件设备才能够实现蓝牙围栏的监测。

除了规范用户停放之外，电子围栏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告诉用户哪里不能停。这更多的是西城区政府关心的事情。今年3月，西城区市政市容委划定了十条禁停街道，摩拜和ofo还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承诺书》，而这之后都将通过电子围栏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大概是目前能够解决共享单车停放、占道最好的解决方案。曹红杰对AI财经社说，共享单车是从完全的有桩，最后变成了完全的无桩，而电子围栏是可以把这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另一方面又不是完全无序的发展。

“前期可能是一些硬件和信号测试，后期会把共享单车企业接进来。”曹红杰透露，目前北京市内北斗和易始通达正在配合政府在各个区进行电子围栏的试点，试图管理杂乱无章、停放过量的共享单车。

北京某小区外随意停放的共享单车。

与在北京的自愿围栏停放试水不同，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强制性停放。小鸣单车则采取了这种方式，单车必须停放在规定的电子围栏范围内，否则用户无法结束行程。一位曾参与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那这种方式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重新回到了有桩时代，之前以随停随放为设计初衷的共享单车，便利性将会大大的打上一个折扣。

“便利性降低之后，日周转率也有可能随之降低，还伴随着增加的硬件设备成本。”该人士评价道。

小鸣单车CEO陈宇莹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她告诉AI财经社，“但当我的点布的越来越多时，比如每两百米一个，足够覆盖你所有用车需求，也就相当于随停随放了。”曹红杰也认同这个说法。

然而，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现实问题是，一线城市是很难实现如此密度的硬件布局，共享单车企业可以承担如此大的运营成本吗？

不在电子栏停车？扣款

然而，电子围栏实施起来仍存在诸多障碍。

以技术为例，提供电子围栏技术的就不止一家，但效果最好是蓝牙、卫星、GPS等多技术叠加，这意味着要在电子围栏周边埋设硬件设备。对于一线大城市来说，硬件设备意味着大规模动工，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如今面临严峻考验的，可能是此前大量使用机械锁的ofo，即便不采用复杂电子围栏的方式，换锁，都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7月13日，ofo再次宣布了其将全面应用新一代物联网NB-IoT技术——推翻重来这件事情，ofo自己已经在做了。

另一个变量是，除了在南京展开了试点之外，一向强调技术和科技感的摩拜尚未接入任何一家电子围栏技术，其也试图向政府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摩拜企业比较大，所以它想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曹红杰透露。

从目前来看，很有可能的是，各地政策在时间上将领跑全国政策的出台，且最终的形式可能为全国规范＋各地细则。

但摩拜和ofo可以喘口气的机会是，一是电子围栏的技术还在探讨阶段，本身也不成熟，就算政策出台，离落地也还是还有一段时间的;二是一二线城市中已经铺设了大量单车，推翻重来，实施起来也是极为困难的。

AI财经社在北京实地探访后发现，不少区域正规划着这样的电子围栏推荐停放点，周围的自行车仍零零散散的停放在去往地铁站的路边，至于推荐停车点里，几乎一辆车都没有。

朝阳区的多个电子围栏试点也没有成型。在幸福村中路，所谓的电子围栏停车点，除了地上画的白线框和地面上的硬件表示之外，并无任何指示，手机APP亦是如此。ofo的工作人员对此表示，目前是上述易始通达公司的自主行为，摩拜方面也表示，并未收到任何通知。

由于目前电子围栏的停放都是尚未实现强制性，因此这种自愿方式很难奏效。比如，即使不停放到电子围栏区内，用户仍然没有任何损失，而停放到相应的区域，用户则可以获得优惠券、信用分等奖励——这并不具备任何实际上的约束力。

一位业内人士向AI财经社透露，电子围栏建成之后，很有可能要和计费、信用挂钩。

武汉街头大批量共享单车将地铁站团团包围。

一线大城市以保守的方式慢慢摸索，而小地方则更为激进和规范。陈宇莹透露，在三四线空白城市的拓展中，如今政府已经开始要求以招标的方式，必须有电子围栏才可以进去，并且规定数量。

一个城市到底需要多少辆的共享单车？陈宇莹给出了一个模型计算：一个城市的最佳投放数量约在城市人口的1%－2%。

在上海投有单车的陈宇莹透露，目前上海政府已经让共享单车企业每周进行报数了，一旦觉得数量超标，也会像杭州一样立刻禁止停止投放。一位熟悉上海政策的共享单车企业内部人士则告诉记者，上海政府可能会暗访，并按照打分制的情况来划分总单车数量的蛋糕。

曹红杰表示，数量管控，是全国政策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根据自行车协会给出的数据，从全国或单个城市的自行车保有量上来看，目前共享单车的数量仍可控。问题在于，以前的自行车是推回家的，如今是堆在路上的。

是否定量？对于新生事物，政府更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这也牵扯出了下一个问题：单车的合理规划停放和需求调度。

电子围栏是被视为如今管理停放的主要解决方案，它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规范停放，还可以帮助企业做智能调度、预测需求等运营行为。当然，该政策出台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不再让共享单车企业继续跑马圈地。据上述共享单车企业内部人士介绍，上海政府想要统一建立电子围栏的标准，然后将每家都进行接入。

除此之外，另一项政策也对共享单车企业形成影响。7月初，一向严苛的上海联合天津率先出台了第一个共享单车行业的团体标准，并准备将于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其中一条细则为“共享单车三年强制报废”。这条很有可能写进全国的准则当中。

两天前的一个消息是，7月23日，深圳政府将共享单车的立法列入了2017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考虑是否实行总量控制。

显然，共享单车的相关政策出台难以一蹴而就。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网约车的政策从2016年7月的正式合法化，到12月末的各地细则出台，花了近4个月的时间，而从细则再到落地实施，如今仍未完成。

宝山有的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行知学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一、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分为宝山校区（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延长校区（静安区）、嘉定校区（嘉定区）三个校区。

宝山校区有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会计等专业

二、上海行知学院

上海行知学院校址位于黄浦区宝山区中心城区。

学院设有三系（经济系、人文科学系、计算机系）、二办（校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室）、四处（教务处、总务处、教育设备处、学生处）、二中心（社区教育指导中心、远程教育网络中心）。

三、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现设四个校区：北校区(宝山区呼兰路763号、883号）、东校区（浦东新区），西校区（闵行区）、南校区（徐汇区）。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骨干专业：汽车车身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物流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四、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分为校本部（宝山区水产路2859号）和杨浦校区（杨浦区）两个校区。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骨干专业：建筑设计、助产、工程造价。

五、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址：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市一路88号。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骨干专业：学前教育、药学、物联网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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